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麽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是什麽時候呢？學了多長時間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間，曾經連續兩年零5個月不間斷學習西學。時間不謂不早，學的不謂不多，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並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麽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製中國地圖，後用10年時間繪製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麽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這說明了一個什麽問題呢？就是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隻是一種獵奇，隻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2014年6月9日）摘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延伸閱讀
屈原有一首《天問》，通篇提出170多個關於天地、自然和人世方麵的問題，被譽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對於中國曆史，也有幾個著名的“天問”。其中之一，便是“李約瑟之問”：為什麽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的中國？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積貧積弱、任人欺淩，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屢次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沒有把先進知識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康乾盛世”曆來為人們所讚歎，然而隻要將“康乾盛世”放入曆史的長河中橫向比較一下，就會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隻是“虛胖”和“幻象”。與康熙一朝同時期的歐洲社會，已進入科學史成就最高的時期之一，產生了培根、牛頓、笛卡爾等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康熙不可謂不好學，他經常同傳教士一天三四個小時關在房間，如同師生一樣相處，熟悉各類精密儀器，共同鑽研各門學科的知識。康熙喜歡數學，尤其是喜歡擺弄各種數學測量工具，如半圓儀、圓規、幾何多麵體模型。據法國傳教士白晉回憶，康熙把業餘時間放在學習數學上，一直保持了兩年時間。然而，被外國傳教士讚譽為“千古一帝”“萬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卻讓科學停留在一己的愛好之上，並沒有思考科學背後的方法論、世界觀，更沒能將西方的科學知識播撒到全國。統治者拒絕與西方工業文明“握手”，拒絕“分享”先進技術和知識，結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
2014年3月，習近平訪歐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給他一幅1735年德國繪製的第一張精確的中國地圖。少有人知的是，早於這張地圖十多年，康熙就組織傳教士們繪製出一張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參與繪製地圖的耶穌會士雷孝思將此圖送回法國，根據此圖製作的《中國新圖》遂在歐洲公開出版。1840年，當英國人拿著《中國新圖》用堅船利炮轟開清帝國的大門時，《皇輿全覽圖》依然被鎖在宮廷之中，並未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實際促進作用。
習近平不僅熟讀史書，對中國曆史了然於心，而且善於思考，能夠從曆史中總結出國家興衰治亂的密碼——對科學技術不能坐而論道，而要進入社會運用。這是他從康熙與科技的故事中總結出的創新精要，也是對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確切回答。坐而論道、禁中清談不可能經世致用，“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讓創新走出“象牙塔”、跳出“孤島”，科技創新才能像“杠杆撬動地球”一樣，為發展創造更多動力和奇跡。
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這次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我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症結就在於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製機製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他打比方說，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麽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係。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係，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