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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複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說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說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願意，願意那麽大，願意那麽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薩。不僅如此，在佛羅倫薩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薩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托斯卡納（暨佛羅倫薩）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麵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裏。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薩能在自己的地盤裏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麽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麽嗎？”
尼科利尼笑著回答：“您對人性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的了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說：“小時候見到一群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麽回事，奶媽說，雞和人一樣，隻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著，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於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薩，費迪南二世卻說：“我隻有一個伽利略。”
憑著這一切，伽利略願意在佛羅倫薩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費迪南二世這種惟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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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著。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後還歎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
……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著稱於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隻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係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湧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麽作這個選擇？曆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裏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借著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科學在意大利曆經幾個世紀未能複蘇”。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並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麵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汙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隻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藝複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於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製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麵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薩已不再耀眼，它隻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曆史返還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