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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十字教堂米開朗琪羅的靈柩前我想，任何一個曆史事件的開始和終結都有具體的標誌，文藝複興運動退潮的標誌，應該是米開朗琪羅之死吧？那麽這個小小的靈柩，便有點重要。
米開朗琪羅死在羅馬，享年八十九歲。比之於達·芬奇死於六十多歲，拉斐爾死於三十多歲，實在是高壽。他與他們兩人的關係曾出現過一些尷尬，但那是遙遠的事了，他們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層次朋友和對手的無限孤獨。
記得那時已經畫出了《最後的晚餐》的達·芬奇回到佛羅倫薩時是何等榮耀，年輕氣盛的米開朗琪羅曾經公開衝撞過他；後為米開朗琪羅發現達·芬奇為佛羅倫薩國政廳畫壁畫的報酬是一萬金幣，而自己雕刻《大衛》的報酬是四百金幣，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畫一幅壁畫來與達·芬奇較量。這種眾目睽睽下的比賽，時時引發不愉快的事情。例如這期間有人用石塊投擲陳放於廣場上的《大衛》，立即被想像成受達·芬奇指使，使達·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師畢竟是大師，米開朗琪羅剛想把比賽的那幅壁畫從紙稿上畫到牆上，卻被教皇召到了羅馬，等他後來回到佛羅倫薩，發覺達·芬奇早已因別的原因中止壁畫而遠走他鄉，他在達·芬奇留下的壁畫遺跡前深為震動，隻有他能理解全部筆觸間的稀世偉大。照理此時他獲得了無競爭地完成壁畫的機會，但達·芬奇已走，自己再畫還有什麽意思？他也停止了，於是兩位大師重新用溫和的目光遠遠地互相打量，霎時和解。
拉斐爾比米開朗琪羅年輕八歲，對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的藝術非常崇拜。但他是當時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築師布拉曼特的同鄉和遠親，布拉曼特對光芒突現的米開朗琪羅不無嫉妒，結果使拉斐爾一度也成了米開朗琪羅心理上的對立麵。米開朗琪羅懷疑，教皇硬要他這個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頂棚作大型壁畫，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出的壞主意，目的是讓他吐醜。他作這幅壁畫時拒絕別人參觀，但很快發現有人在夜間進來過，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這使他非常氣惱。其實拉斐爾是來虔誠學習的，當米開朗琪羅這幅名為《創世紀》的壁畫完成後，拉斐爾站在壁畫前由衷地說：“米開朗琪羅是用著同上帝一樣傑出的天才，創造出這個世紀的！”
布拉曼特隻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爾繼位，可惜他那麽年輕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築師剛剛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無奈，最後隻好去請七十二歲高齡的米開朗琪羅主持其事。米開朗琪羅覺得自己隻是雕刻家，由於布拉曼特別有用心的推薦不得已成了畫家，卻又怎能在這麽蒼老的晚年再來變成一個建築師，更何況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幾度拒絕，後來實在推不過，就提出要改變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慮，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當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審視布拉曼特的設計方案後，不得不驚呼：誰想否定這麽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瘋子！
這聲驚呼，是從藝術良知發出的。真心的藝術家之間可以互不服氣，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盡釋前嫌。這並不僅僅是藝術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種被提煉成審美形式的高貴生命內質，構建了互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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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琪羅晚年的苦惱，在於再也遇不到這種等級的互相對峙和確認，迎麵而來的淨是一些被他稱作“卑鄙造謠者”的群體。
從他給侄兒的那些書信看，直到臨死之前他還在受他們的折磨。他們的名字，現在還能從史料中查到。我們有時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歐的藝術大師，為什麽還會在乎這些卑鄙的造謠者呢？看了資料才知道，這些人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發言資格，甚至還有一定的運作權力，而謠言的內容無論是教皇還是民眾都一時很難分辨。其中最惱火的是有關工程的謠言，不斷預言米開朗琪羅正在建造的那個教堂大穹頂已留下很嚴重的技術後果而必定坍塌。這在當時無法驗證，卻能破壞建造者的心緒，可能一氣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謠者的目的，好讓自己來接手穹頂。
那天我正好讀了這些資料去聖彼得大教堂前參加一個盛大典禮，連教皇都出來了，但我的心思卻一直駐定於藍天下的那個穹頂，想著幾百年前米開朗琪羅有口難辯的憤怒，於是在心中默念一句：大師息怒，我們頭上，隻有您的穹頂！
其實米開朗琪羅的這種麻煩，在他完成傑作《最後的審判》時就遇到了。那時大師年近古稀，突然發現這種看似卑瑣的對手比他經曆過的各種危難還要凶險。
當時有個威尼斯的諷刺作家叫阿雷提諾，兼做兩項職業謀生，一項是受人雇傭寫誹謗文章，領取傭金；另一項是向藝術家無償索取作品，如遭拒絕則立即發表攻擊性雜文。
這兩項職業其實都是文化殺手，第一項是雇傭性文化殺手，第二項是報複性文化殺手，都為錢財。當然還會有一種嫉妒性文化殺手，他還輪不上。但他在當時十分強大，因為一幅壁畫一畫幾年，他的雜文一天幾篇，攻守嚴重失衡；更因為他有規律地把這兩種文章定期付印散發，結果幾乎所有的名人、藝術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順順當當地獲得了大量的金錢和其他利益。
這次他向米開朗琪羅索要畫稿，未能如願，便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米開朗琪羅拿了教皇的大堆黃金而沒有畫成像樣的東西，是騙子手和強盜，而且品行不端。米開朗琪羅雖然非常生氣卻沒有理會，阿雷提諾便進一步以傳單的方式指責《最後的審判》傷風敗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這個指控在當時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幸好教皇沒怎麽在意。
阿雷提諾竭力想把一個藝術家拉到政治審判和道德審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後沒有成功，也攪亂了社會注意力。連當時為米開朗琪羅辯護的人們也沒有發現：《最後的審判》在人物刻畫和構圖上已與文藝複興時期的古典主義告別。這是大師花了整整六年時間，白天黑夜艱難探索的結果，誰知一問世就被惡濁的喧嘩所掩蓋。
大師想探索的命題，還有很多，他時時想從新的起跑線上起步，但阿雷提諾們的誹謗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為自己本想放棄的東西辯護。他多麽想重新成為一個赤子繼續叩問藝術的本義，但四周的一切使他隻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麵罩。社會氣氛已經無法幫助他成為一個輕鬆的創造者，這正表明文藝複興的大潮已開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師臨終前對站在自己麵前的紅衣主教說：“我對藝術剛剛有點入門，卻要死了。我正打算創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這話其實他早就想說了，但隻有今天，床邊沒有阿雷提諾。
接下去的一句話是無可置疑的：他要回佛羅倫薩。
大師的親屬隻有一個不成器的侄子。這個侄子草草地把大師的遺體捆成一個貨物模樣，從羅馬運回佛羅倫薩，完成了遺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