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項非常崇高的事業，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從事，並且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政治的品性和品質決定了政治家的心靈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純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誌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須有捭闔、處亂不驚、運籌帷幄和決勝千裏的能力……”
“小王駙馬又出新書了！”這個消息如同長著翅膀的鳥兒一樣傳遍了整個汴都開封，長期和商務印書館有著良好合作的大書商毫不猶豫的下了數量巨大的訂單，不過此時那些訂單還正在商務印書館的廠房中加班趕印，現在放在少數人手中的不過是新書的“試行本”罷了。\\.//
王靜輝出書到現在數量雖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頗有口碑，不過長期居於鬥室陪老婆和孩子，人們很少見到這個渾身上下充滿神秘色彩的駙馬，但昔日頭名狀元的名頭和熱心從事公益事業的他，在民間的聲望絕對不會比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嚴》？”王安石對王靜輝是非常關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年輕人給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對手的感覺，他曾經將王靜輝出道以來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細閱讀過，可以說對王靜輝的政治意圖了解最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沒有漢唐的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之害，更無外戚之患。但曆朝皆有權臣，從北宋初年的趙普，到南宋末年的賈似道。臣僚之間黨同伐異、爭鬥不休。為此，歐陽修還曾著有《朋黨論》，為朋黨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黨當下，尚能爭論為國，後期多小人之黨，且以朋黨罪人不淺。即使是君子之黨之間的爭論極大地內耗了宋代統治階級本已不足的統治力量。與此同時，也使當權者急功近利，很難逾越黨派之見，而不能通盤考慮、不拘一格地起用賢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國事越來越糟。在小人當政時，就更不用說了。法製的根本目標，在於“懲惡揚善”。但在宋代這種縱容、放縱的社會環境下，善未揚而惡益張。最後，隻能是讓有誌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國而告終。
在王靜輝看來在這個時代前有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後有蘇軾兄弟等人，這些人都是非常傑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縛，他們可以成為經學大師、大文豪、大詞人，但他們本身的缺陷難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環境非常寬鬆，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地多，歐陽修的《朋黨論》是任何一個朝代的人都寫不出來的，因為統治者非常忌諱“朋黨”一詞，而在宋朝曆史上最為突出的便是司馬光的“舊黨”與王安石的“新黨”了。
王靜輝所知道的後世黨派和現在他所看見的“新舊黨”對峙的情況完全不同。不過即便是現代化的正常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紀才成熟起來的，在他看來想要把後世的正常概念移植到宋朝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並不代表不可以對政治家進行“改造”，不斷的用新的觀點結合曆史上著名的事例來衝擊當今政治家和以後可能會成為政治家的人的思想。至於能夠有多少人接受，這可就不是王靜輝所能夠把握的了。他一貫的作風便是拋出觀點讓別人去爭，隻要有人肯去爭論，那就說明自己的功夫沒有白費。
這本《政治的尊嚴》主要是以《戰國策》為藍本寫出來的，在他看來春秋戰國時代的典故發生的極多。在書中王靜輝公開說謀略的本身無所謂善惡——是使用謀略的動機和目的顯示出謀略在道義上的卑賤崇高來；合縱連橫、分化敵方、爭取同盟的關鍵手段在於威逼和利誘；最駭人聽聞的是王靜輝在這本書中公開評價荊軻刺秦王是政治上的敗筆——荊軻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義形象，但卻加速了燕國的滅亡，這與最初的戰略目的背道而馳。
《戰國策》作為家的寶典，在後世的觀點來看是彪炳千古、影響深遠的謀略寶典、論辯寶典和文學寶典，它了波瀾壯闊、活躍自由的戰國時代，謀臣策士運籌帷幄、捭闔的謀略全書的詞鋒淩厲的雄辯患者，是當時英雄們製定各項事業戰略策略、用言遊說各國政要辯駁對手的真實記錄和生動寫照。可惜的是這本書雖然是西漢的劉向編著而成，但那個時候儒家已經完成中國學術界的奠基任務，到今天這本作為派的經典學術著作已經不負當年的風采。
王靜輝心中特別向往的兩個朝代便是春秋戰國和宋朝，相比春秋戰國的烽火連天，宋朝的和平生活更是令他傾慕，不過在思想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宋朝是遠遠不及春秋戰國的，相比之下他更對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更加佩服。現在掀起古文運動的八大家中的有六個還活著，這個時期儒家雖然完成了統治學術界的任務，但卻不是采取了歐洲教徒的黑暗統治，《戰國策》和其他先秦諸子的學術著作依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至少皇帝趙頊在當太子的時候還讀《韓非子》，而王安石更是師從商鞅，倒是像一個法家代表人物。
王靜輝就是想在古文運動中把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水給攪渾，他是不會信奉先秦諸子任何一家之言的，從後世時空來到這個時代，早就明白了單靠一家想要治國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個笑話。徹底將儒家思想拉下台他是不會幹這樣的傻事的，但是能夠支援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讓更多的人接觸其他派別的思想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王靜輝的心中還有一個更加龐大的計劃，就是想要將先秦諸子所有經典著作全部用白話文寫出來——在他看來文化傳播的速度就是要看誰的思想更加簡明易懂，儒家學派能夠傳播這麽快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其統治階層的需要。用行政手段來推行才得以確立老大的地位。他想要反其道而行之。用白話文寫出來比用文言文更加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隻要識字就可以明白這本書在講什麽，這樣的傳播速度將是文言文書籍所不能及的。他這個計劃也是來源於後世充斥著書店的什麽《謀略寶典》、《厚黑寶典》等，其實這些書都是用白話翻譯古文名著，再加上自己的見解罷了，倒是這樣的書反而更加有市場。如此一來王靜輝倒是想用這種方法來廣泛傳播先秦諸子的思想了。
王安石讀書非常快，更何況《政治的尊嚴》完全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全書通俗易懂內容講地也非常具有趣味性。他倒不是像其他人一樣非常鄙薄王靜輝用白話文來寫書。也是因為基本上王靜輝所有的奏章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緣故，他沒有感到任何不適應。他王安石邊讀書便點頭或是搖頭，不時還有些苦笑的表情，他對於書前序章中對政治家的理解非常讚同，盡管他還是頭一次聽到這麽一個詞，但這並不妨礙他的理解。以王安石的智慧，不難看出書中的內容隱隱有映射他現在的變法，隻是這樣的內容隱藏的非常深罷了。
對於王靜輝以著書影射變法，王安石心中倒是並不在意——王靜輝這麽做已經非常留麵子了。而國子監的學生們就差批判他的鼻子罵了，況且他拿王靜輝也沒有辦法，因為當初國子監學生寫文章詆毀變法，招致王安石的清洗，結果還是駙馬從中作梗將這件事情給壓製下來了。
現在的王安石對朝局的控製力遠不及曆史上那麽厲害了，這中間也是王靜輝幾年經營的結果，有時候他甚至比司馬光更像是反對變法派的一麵旗幟。不過隻有王安石和司馬光等人明白。王靜輝反對的是王安石消滅異己之言，防止一家獨大，而對新法隻有補充，隻有像保甲法這樣無用的法令才會堅決阻止。倒是每次王安石出現危機的時候，他站出來給王安石妥善處理後事。就像在旱災出現的時候王靜輝買下河北諸路進行的青苗錢一樣，這幾乎挽救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對變法派反而是“救命之恩”了。是以王安石和王靜輝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兩人既不是完全對立你死我活的敵人，也不是親密合作關係無間的朋友，兩人誰也不肯無端地攻擊對方。
不僅僅是王安石在讀王靜輝的新書，司馬光、文彥博、曾公亮還有很多的人，他們也許是進行的要員，或是基層的官員，還有更多關注王靜輝的年輕士子都在閱讀這本新書，不過此時的王靜輝正和皇帝趙頊坐在禦花園的涼亭中交談。
趙頊一身白色的便服，頭發也隨意的挽起，乍一看就像是一個年輕的讀書人一樣，若是仔細看的話，那白色的便服上隱隱鄉著龍紋，金黃色的龍飾腰帶居然是大內的能工巧匠所製的犀帶——王靜輝的眼力也慢慢地厲害起來，這種腰帶他的老丈人英宗趙曙以前也有一條，不過被內侍給弄丟了，一條這樣的犀帶居然價值三百貫，不過老丈人非常大度的不予以追究，隻是把那個內侍調離了事，不然就憑這麽一條腰帶就可以要了那個內侍的小命。
兩人都沒有說話，而是聽著旁邊站著的小趙熙在回答他老爹的提問，而趙頊出題的題目便是從王靜輝的新書《政治的尊嚴》中挑選出來的！小趙熙現在還不到六歲，但舉止有度像個小大人似的，再加上非常聰穎，書讀得非常好，非常得趙頊的喜愛。
“如果不出意外，等上二十多年以後，恐怕今天站在自己麵前的這個小家夥將會成為大宋帝國的新皇帝了吧！”王靜輝看著一臉稚氣的趙熙還有不斷點頭麵露笑容的趙頊心中暗暗想到。
現在皇帝趙頊已經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前年的時候皇宮張婕紓有一個女兒，可惜生下來不到兩個月還是夭折了，這也是皇帝趙頊唯一一個夭折的孩子。三個孩子當中趙熙已經快六歲了，其他一子一婦還不到兩歲。這結果讓王靜輝心中大為放心——皇帝在不到三歲，至少已經有了兩個皇位繼承人，而曆史上神宗趙頊可是隻有一個兒子，那還是三十歲以後才生的，在趙頊早逝後繼位稱帝還不到十歲，還需要現在的高後垂簾聽政，現在已經比曆史要好地太多了！
“楚州知州薛向之幾年以來功績非凡。其之下百姓安居樂業，楚州的年年增長。愛卿當年在楚州的時候，楚州城不過才五萬多人。現在楚州城居民都已經到了十十五萬以上了，聽觀風使回來稟報，楚州一派繁榮景象，各地商賈來往不絕……”皇帝趙頊在考教完趙熙的功課後，便合上書本笑著對王靜輝說道。
“這都是聖上的德行和薛慶雲的得力精幹所致，臣恭喜聖上又得一能吏！”王靜輝笑著說道。
王靜輝就坐在趙頊的對麵，雖說趙頊在便裝的時候也經常召見大臣入園交談，但能夠像他一般踏踏實實地坐在皇帝的對麵來商談國事的也唯有他一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34歲的宋太祖趙匡胤成為大宋的開國皇帝。此時擺在他麵前的最大難題便是如何才能夠結束自安史之亂以後長達二百年的亂世，讓趙家王朝永延國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太祖皇帝精心構建了一個龐大而又複雜的官僚體係，層層疊加的政府部門和強幹弱枝的軍政製度與文人出身的官吏是這個體係最大的特色。然而在太祖皇帝看來，即使將地方權力集中到進行中央也沒有真正解決中唐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問題。因而需要進一步牽製和文武百官的權力，以達到趙氏皇帝“總攬威柄、獨治天下”的目的。
這百官之中權力最重要的宰相便是太祖皇帝首先開刀的對象——當時範質為侍中，稱為昭文相；王傅為司空，稱為史館相；以魏人浦為右仆射，稱為集賢相。三位宰相並設，而不置副宰相，這幾個人都是五代舊臣。後周時期就進入朝廷的權力中樞，其中範質更是後周世宗柴榮的托孤舊臣，就算是趙匡胤自己對他們也是忌諱甚深。
按照封建王朝的傳統禮儀，宰相同皇帝商議重大事情的時候，皇帝必須賜予他們座位，君臣對坐討論正事，這就是三公坐而論道的“坐論之禮”的來源，不過這種待遇無疑是宰相地位衝突的體現，自然也是增強皇權的阻礙。一天早朝後，太祖皇帝突然對範質和王傅說：“我的眼睛昏花了，你們把奏章呈送上來。”在兩人離開座位時，宮廷侍衛趁機將他們的座位搬走，這一舉動到底意味著什麽，他們兩人自然非常清楚，從此在朝會的時候他們便將奏折遞交給皇帝，不久以後上書要求廢止“坐論之禮”。
宰相失去了皇帝對坐的權力，其實他們失去的又何止是一張凳子！王靜輝遍讀皇室藏書，對這個典故自然非常熟悉，但他卻不肯屈就，即便他隻是一個駙馬都尉，無法和司馬光與王安石那樣的名相並列。皇帝賜座他除了一聲“告謝”之外，便非常不客氣的坐下來，年輕的皇帝求才若渴，一麵是一個真正能夠解決自己所麵臨難題的老子，一麵又是自己的妹夫，皇帝趙頊自然是非常大度地容忍了王靜輝的“放肆”。也許是時間長久後會形成習慣，趙頊在召見其他大臣會談的時候，也會給凳子坐，至少王靜輝所參加的福寧殿會議基本上“座位權”還是有保障的，這張“失去的凳子”已經不知不覺的慢慢又開始回來了。
“朕哪裏有什麽功勞！這還是愛卿點撥有術，想薛慶雲不過是一平常官吏罷了，隻是謹守官員的德操也算難得，隻是得了愛卿的精髓才成一能吏。朕能得薛慶雲這一能吏，還是愛卿的功勞！”皇帝趙頊笑著說道。他現在還不到三十歲，現在大宋帝國雖然還有很多麻煩，但已經開始步入了正軌，加上消滅了西夏這個宿敵，再聽到王靜輝的誇獎，他心中自然是高興地很。
“朕打算調薛慶雲入京，在三司中任鹽鐵副使，愛卿以為如何？”皇帝趙頊笑眯眯地看著王靜輝說道。
“臣乃駙馬都尉，無權參議官員升降，這是太祖太宗皇帝立下的規矩，臣不可逾越。”王靜輝警惕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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