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馱經與玄奘西行

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來到中國洛陽，譯經著說，譯出的四十二章經成為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經翻譯。白馬馱經，玄奘西行，將印度文化帶回中國。中國大航海家鄭和七次遠航、六抵印度，帶去了中國的友邦之誼。印度歌舞、天文、曆算、文學、建築、製糖技術等傳入中國，中國造紙、蠶絲、瓷器、茶葉、音樂等傳入印度，成為兩國人民自古以來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曆史佐證。

——《攜手追尋民族複興之夢——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2014年9月18日）

一個多星期前，印度總理莫迪先生訪問了我的家鄉陝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曆史。隋唐時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來的重要門戶，當年很多來自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僧人在那裏學習和生活。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呂，同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留下了一段動人佳話。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5月23日）

延伸閱讀

佛興西方，法流東國。東漢時期，漢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西行求法。使者一路向西，到達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亞一帶），遇到在此傳播佛法的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邀請他們入漢傳法。公元67年，高僧隨使者一起用白馬將經書馱回洛陽，曆史上因此稱之為“白馬馱經”。漢明帝還專門在洛陽城建造了一座白馬寺，兩位高僧便是在此譯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經。南北朝時的佛教典籍《洛陽伽藍記》稱：“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

與白馬馱經相比，玄奘西行的知名度或許更高。家喻戶曉的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就是以玄奘取經為藍本創作的。據文獻記載，唐代時，高僧玄奘從長安出發，向西經西域，曆經艱險，到達印度。在印度學成之後，玄奘攜帶經書回到長安，先後在大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處翻譯佛經。玄奘謝絕了唐太宗讓其還俗任相、輔佐朝政的要求，“專務翻譯，無棄寸陰”。因其所依據的印度梵本後來散佚較多，玄奘的譯本也被視為“第二梵本”“準梵本”。除了譯經，玄奘還把他在印度的經曆用文字記錄了下來，寫成《大唐西域記》。這部書生動地記述了印度的風土人情，成為研究中西交通、佛教曆史的重要文獻。更值得一說的是，據《舊唐書》記載，玄奘還把老子的《道德經》翻譯成梵文，傳入印度。

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他在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阿倍仲麻呂不僅學識淵博、才華過人，還感情豐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詩人，與詩人李白、王維等相交甚深。他在回國之前曾寫下《銜命還國作》一詩，贈答友人。後來此詩還被收錄在宋人編輯的優秀詩文集《文苑英華》裏，也是裏麵收錄的唯一一個外國人的作品。王維更是提筆寫下《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以“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表達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

曆史上那一個個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故事，也正是溝通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一座座橋梁。習近平講述白馬馱經、玄奘西行、阿倍仲麻呂與中國唐代大詩人結下深厚友誼等故事，目的正是要說明，中國與周邊國家有著割不斷的文化淵源和曆史聯係。

對於鄰國，習近平有一個精辟的說法：鄰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擇鄰而居，但國家是搬不走的，所以隻有一個選擇——和睦鄰邦。中國與周邊鄰國，古有往來互鑒之情，近有患難與共之交，現有共同複興之業，地緣相鄰、文化相近、曆史相親，睦鄰友好是最佳的選擇。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將“誠心誠意同鄰居相處，一心一意共謀發展，攜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