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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大師中，出生的屋子最狹小的，一是貝多芬，二是莎士比亞。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間、樓梯、門窗一一縮小、壓低，然後讓未來的大師嘩啦一聲破牆而出，騰身而去。兩人是在同樣的年歲離去的：二十二歲。
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當然不可能太隆重地來供奉這所老房子，隻讓它安靜地排列在一條窄街的邊沿，粗心人走過兩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亞的出生地是一個小鎮，埃文河邊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現在幾乎是把全部名聲、經營、生計都靠到了莎士比亞身上，好像整個村子的存在就是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長大、離開、回來、去世，然後等候世人來紀念。
這是異代同鄉的好意，尋常世間的溫暖。不尋常的是，世界各地的遊人每天不斷，於是每天都在迎來送往地過節，而且顯而易見，這個節還會過下去，直至永遠。
天氣已經很冷，風也很大，我穿著羽絨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進一家紀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來，繼續走。夥伴們問我在找什麽遺跡，我說不找，其實心裏是想找回一點複雜的感覺。
我現在想的是，有很長時間，這個小鎮對自己的遊子渾然無覺，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亞生前身後遭受的種種非議，甚至連他存在的真實性也受到責難，多半是由於它。
2
小鎮終究是小鎮，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鎮，它憑什麽輸送出一個莎士比亞？
那個叫做莎士比亞的孩子不可能在這裏受到良好教育，進過一所文法學校，十三四歲時因家裏交不起學費就輟了學。他二十二歲離開這裏去倫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據說是偷獵了人家的鹿，當然這是一個無法肯定的傳說。到倫敦後，家鄉有人聽說他在一個劇場前為觀眾看馬，後來又一步步成了劇場的雜役和演員。他每年都會回來一次，後來經濟情況漸漸好轉，還在家鄉購置了房產和地產，最後幾年在家鄉度過。五十二歲去世時沒有引起太多重視，當地有送哀詩的習俗，但當時好像沒有人為他寫哀詩。他留下了遺囑，講了一些瑣事，沒有提到自己有什麽著作。連他做醫生的女婿霍爾，也沒有在日記中提到嶽父會寫劇本。
這些情況，引出了一係列問題。
首先，為什麽家鄉對他的功業缺少知覺？這種情形對於一些離鄉太久和太遠的文人來說並不奇怪，但小鎮離倫敦並不太遠，莎士比亞又幾乎每年都回來一次，而且晚年又回鄉居住，怎麽會這樣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個僅僅受過極其有限的鄉鎮初級教育的人，怎麽成了人類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文豪？他輟學時才十三四歲，以後八九年都在這個小鎮裏謀生，他憑什麽填補了自己嚴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後來隻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觀感受的文豪倒也罷了，但是舉世皆知，莎士比亞知識淵博、無學不窺，不僅悠閑地出入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學科，而且熟知宮廷貴族生活，這難道是這個小鎮能給予他的嗎？
與此相關，還有不少瑣碎的問號。例如小鎮所保留的莎士比亞遺囑中，幾處簽名都由別人代筆，拚法也不統一，這可能被解釋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記文件上，他的簽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筆跡。這些做法，很像當時千千萬萬個文盲。怎能設想，這個不肯簽名的人不僅親筆一字一句地寫出了三十幾部堪稱世界經典的輝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動用了二萬多個英語單詞，是曆史上詞匯最為豐富的作家之一！
這些問題，終於使人懷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亞，難道真是從這個小鎮走出的那個人？這樣的懷疑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集中發表，文化界就像發生了一次地震。懷疑論者並不懷疑從這個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的存在，他們隻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學者身份和上層身份的人，借用這個人的名字作為自己發表劇本的筆名。
這麽說來，這個躲在筆名背後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偉人。既然是文化偉人總會有多方麵的光亮泄漏，他也應該是那個時候倫敦的重要人物。那麽，他究竟是誰？
懷疑論者們按照他們的文化邏輯，分別“考定”了好幾個人。
有人說是那位十二歲就進了劍橋大學讀書，後來成了大哲學家的培根；
有人說是“牛津伯爵”維爾；
有人說是另一位劇作家馬洛，他與莎士比亞同齡，但他獲得過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
還有人更大膽地斷言，真正的作者是伊麗莎白女王，因為隻有她才能體驗那些宮廷悲劇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麽豐厚的學識和詞匯；
順著這條思路，有人認為，女王周圍的一些著名貴族，可能都參與過這些劇本的創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懷疑論者選定的對象不同，但隱藏在背後的理由卻驚人地統一，那就是，大文豪隻能來自於大學，若說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貴族。
他們的考證文章很長，也有大量注釋和引證，完全符合大學的學術規格。隻可惜，一年年過去，被他們吸引的人很多，被他們說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亞的戲一直到處上演，沒有哪個觀眾會認為，今天晚上買票去欣賞哲學家培根爵士或伊麗莎白女王的才華。
在他們擬定的名單中，真正懂創作的隻有一個馬洛，因為他本人確實也是傑出的劇作家，盡管懷疑論者看中的是他的劍橋學曆。結果，時間一長，稍稍懂點事理的懷疑論者便放棄了別人，隻抓住他不放。恰恰馬洛這個人有可能參加過當時英國政府的情報工作，二十九歲時又在倫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殺，於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一個叫卡爾文·霍夫曼的美國人提出一個構想：可能那天被刺殺的不是馬洛，情報機構玩了一個“掉包計”，真的馬洛已經逃到歐洲大陸，隱姓埋名，寫了劇本便用“莎士比亞”的筆名寄回英國，因此莎士比亞劇本的發表也正巧在馬洛被刺之後不久。
這個構想作為一部小說的梗概聽起來不錯，卻帶有明顯的好萊塢性質，即隻求奇險過渡，不問所留漏洞。例如：馬洛要隱姓埋名，為什麽不隨便起一個筆名，偏偏要找一個真實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實的莎士比亞不會寫這樣的劇本，他劇團裏的大批同事怎麽會看不出破綻，然後傳揚出去，造成馬洛的不安全？還有，延續二十幾年的偉大創作工程，到完成之時，世事人情早已大變，伊麗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馬洛隱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應鬆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會不知道這項工程的重量，為什麽沒有點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隻語告知後世呢？
其實，按照學術的邏輯，有兩個事實足以駁倒那些懷疑論者：一是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在劇團裏為演出趕寫的，後來收集起來的是同一劇團裏的兩位演員，莎士比亞本人也在劇團之中，整個創作行為處於一種“群體互動的透明狀態”，不存在書齋學者個體寫作時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亞的同代同行、劇作家本·瓊森為那兩位演員收集的莎士比亞全集寫了獻詩。
那麽，既然從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沒有冒名，為什麽會出現本文前麵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想這與那個時代英國強大的貴族統治所造成的普遍社會心態有關。王室和貴族可以欣賞戲劇，卻不可能尊重劇團中人，他們不能設想，這些“戲子”不僅能夠搬演、而且還能完整地創作出這樣的藝術精品。
莎士比亞當然明白環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謔，於是他也就無話可說。今天的讀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亞的內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個環境裏無話可說的原因，也能猜測他為什麽正當盛年就回到了小鎮。
可以想像，莎士比亞回到小鎮的心態非常奇特。自己在倫敦的種種怨屈，都與出生於這麽一個小鎮有關，似乎隻有小鎮最能體諒自己，但是，當自己真的決定在這裏度過餘生時，突然發現竟然比在倫敦更要無話可說。一顆已經翱翔過精神天宇的心靈很難找到交流對象，包括在自己家鄉。於是他也就不為難家鄉了，隻讓鄉民知道最通俗意義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為艱深的部分讓他們慌張。他已經非常鄉鎮化卻又與鄉民十分隔膜，這是必然的，因為鄉民最擁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與他們相齊又稍稍高於他們的人，莎士比亞沒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這樣，因此也就很快被他們淡忘。
一個偉人的寂寞，沒有比這更必然、更徹底了。
於是，今天一切熱愛莎士比亞的人都不難理解，他在這樣一個小鎮裏麵對著幾雙木然的眼睛口述臨終遺囑，不會有一個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個作家臨終時，他的著作大致會出現三個等級的狀態：
第一等級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無須言說，人們隻是念誦他的名字；
中間等級是著作進入悼詞，進入挽聯，讓大家重新記起，一片唏噓；
最後等級是著作進入遺囑，讓子女們與財物一起承接。
當然這幾個等級也會互相交錯。
莎士比亞連第一等級也超越了。他知道戲劇演出是過程藝術，沒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隻把它們看作過眼煙雲。對於那些劇本，他像一切隻從演出來看待戲劇生命的戲劇實踐家一樣，雖然內心珍愛，卻未曾想像它們的曆史命運，演過了也就過去了。何況在當時，社會對於演出背後的劇本，尚未建立著作權意識。
因此，我們便進一步理解，要他在記錄的遺囑前簽名，他卻輕輕搖頭。Shakespea
e，他知道這些字母連貫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願最後一次，親筆寫在這頁沒有表述自己靈魂的紙張上。
這個樣子，確實很像個文盲。
同一個小鎮，同樣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狀態。
他覺得這個結尾很有戲劇性，可以謝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還是會再一次睜開眼睛，問身邊的親屬，今天是幾號。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隨即閉上了眼睛，永遠不再睜開。
這個結尾比剛剛想的還要精彩。因為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來到這個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離開，一天不差。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日子。
也許，這是上帝給一位戲劇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學會了編劇。
3
還需要說一說懷疑論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鎮的街道上想，怎麽能責怪這個小鎮在莎士比亞臨終前表現出來的漠然呢？它後來終究以數百年的熱鬧、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懷疑論者。
懷疑永遠是允許的，但同時也應該允許“反懷疑”。我們已經看到了懷疑論者內心的軌跡，因此也不妨對他們懷疑一番。
時至今日，他們那種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地把女王、爵士、貴族硬說成是莎士比亞劇本真正創作者的可笑心態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懷疑是：他們有沒有研究和談論莎士比亞的資格？
資格，這是他們審核莎士比亞的基本工具。我們現在反過來用同一個詞匯審核他們，裏邊包含的內容卻完全不同。不講身份，不講地位，不講學曆，隻講一個最起碼的資格：公開發表文章談論莎士比亞，至少要稍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認為沒有進過牛津、劍橋大學的門就不可能成為莎士比亞，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永遠隻著眼於莎士比亞在知識領域的涉獵，完全無視他在美的領域的構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不知道種種所謂“學問”的東西多數正常人隻要花足夠時間都能追補，惟一無法追補的是創造性靈感，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想像不到一個處於創造過程中的天才人物有無限的生命潛力，一個敏於感受的智者可以從自己有限的生活經曆中領悟遼闊的時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不懂藝術創作也不是什麽大問題，世界上有很多別的事情可做，然而他們偏偏要來研究莎士比亞，而且對他的存在狀態進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讓人質疑他們的資格了。
然而他們名義上又有一種資格，譬如，大學教師，那就容易混淆視聽了。
大學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構建，就其主幹而言，無疑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厭煩的側麵。例如在貴族統治構架的邊上，它衍生出另一種社會等級，使很多創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裏邊借半官方、半學術之名，憑群體之力，沾名師之光，獲得一種社會認定。其中，越是勉強獲得這種認定的人總是越要擺出一副學者架勢，指手畫腳，最後甚至自以為也懂得藝術創作，著手否認莎士比亞。這一來，連原先熱愛莎士比亞的人也開始混亂，因為莎士比亞背後沒有任何東西支撐，而這些人背後卻是一所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這些人從那個虛幻的大學背景裏拉開，然後單個審核他們的資格，盯著他們追問一聲：“你是誰？”
否則，莎士比亞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莎士比亞來路明確，他們來路不清；莎士比亞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擊的目標，他們沒有作品也就是沒有可以攻擊的目標；莎士比亞在盡力感動民眾，他們在大聲左右輿論——總之，這是一場失衡的對峙，蒙麵的偷襲。
追問之後我們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亞的著作歸屬問題上分成相信派和懷疑派了，懷疑派不成其派，因為他們完全不懂藝術創作，因此不具備公開談論莎士比亞的資格。
這種反問批評者資格的思路，使我豁然開朗。因為直到今天，單方麵蒙麵偷襲的鬧劇還處處發生。前兩天聽一位歐洲經濟學家告訴我，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即將規定，公共媒體上的“股評家”，必須公布自己的財產和持股狀況。我雖然至今與股票無緣，卻立即領會了此舉的別無選擇。因為據我親身經曆，至少已見到兩撥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麵目在傳媒上義正辭嚴地揭發和聲討受害者。看來古今同一，隻有昭示批評者的真實麵貌，結束“隻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狀態，才能使批評開始變得稍有意義。
其實，即使聞到的聲音，也有隱顯兩層。外顯層次的聲音往往非常學術，格外正義，而內隱層次，則沙啞焦躁，很不好聽。有時一不小心，內隱層次會突顯其外，讓人吃驚。
對於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亞也都領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亞二十八歲，倫敦戲劇界有一篇文章流傳，其中有一段話，針對性十分明確，而聲調卻有點刺耳：
……有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用我們的羽毛裝點自己，用一張演員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寫了幾句虛誇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你們中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卻恬不知恥地以為舉國隻有他能震撼舞台。
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稱作“大學才子”的羅伯特·格林。他當時在倫敦文化界地位不低，發現突然冒出一個莎士比亞並廣受歡迎，理所當然地覺得威脅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擺弄一下文化學術聲腔來鎮一鎮，誰知莎士比亞最先拿出來的幾個劇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曆史意味深厚，全然剝奪了批評者從學術文化上居高臨下的可能，於是這位格林惱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內心的嫉恨。其實，這也是後來很多文質彬彬的懷疑論者潛藏的心聲。
這篇文章因格林死後被編入他的文集，才被後人看到，讓後人知道莎士比亞活著時身邊的真實聲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實的聲音比這篇文章更其惡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亞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傑作並創造偉大的。聽說他有時還會與別人在某個啤酒館裏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過去了。
大師的處境，即使在四百年後聽起來，也仍然讓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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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當時，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的人還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隻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二十三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著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四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五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即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
總之，這位身體殘廢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的，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堂吉訶德》已經出版，而且引起廣泛轟動。但是，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學才華卻不願憑著一點良知，認真審查他遭受的災難，給他一點點起碼的公平。
當時的西班牙與英國不同，沒有讓隻讀過中學的塞萬提斯像莎士比亞那樣受到一批“大學才子”的審判，審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這些真的法庭，使他聯想到綁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盜，他們也有事沒事就審判他。
當海盜的審判與法庭的審判連在一起組成他的人生過程時，他不能不搖頭苦笑。
我一時還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煉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居然讓它囫圇出入、毫發無損。塞萬提斯正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淩駕於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反躬自問。
終於，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瘦馬、舉長矛的堂吉訶德。這是塞萬提斯用自身苦難鑄造成的，由此證明他已徹底降伏苦難，獲得了一種人類學上的讀解。
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於是，塞萬提斯也就在至高層次上詮釋了漫畫和寓言。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裏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訶德的騎馬像，後麵還跟著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雕像過於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塑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曆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西班牙廣場上的這組雕塑，塞萬提斯為白色，堂吉訶德和桑丘為黑色。白色的塞萬提斯天天注視著眼前黑粗笨拙的這一對寶貝又會暗笑，就憑你們這模樣怎麽還能流浪遠方，把苦難流浪成寓言？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別人偽作的《堂吉訶德》第二卷，於是趕緊又披掛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也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看來異地同理：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
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裏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裏，隻有這三頭統治，隻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並世而立的隻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著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著。
我前麵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隻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麽，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裏，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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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東方也站立著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
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
但是，青木正兒先生把中國紀年推算錯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湯顯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離莎士比亞去世未滿百日。
中國與歐洲畢竟路途遙遠，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傳遞，也需時日。如果我們設想有一雙神秘的巨手讓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同日離開世界，那麽，讓東方的湯顯祖稍晚百日離開，也算是同時。
他們一起，走得何其整齊，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隻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嘩，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讓人類驚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