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路行來，最健全的城市還是巴黎。
它幾乎具有別的城市的一切優點和缺點，而且把它們一起放大，推向極致。你可以一次次讚歎，一次次皺眉，最後還會想起波德萊爾的詩句：“萬惡之都，我愛你！”
正像我們掄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這個壞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寬容，高傲是寬容的資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繭自縛，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熱情；而更多的城市則因寬容而擴充了汙濁，鼓勵了庸俗，降低了等級，少了那份軒昂。一個人可以不熱情、不軒昂，一座城市卻不可。這就像一頭動物體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種基本的支撐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斷骨，否則就會癱成一堆，再也無法爬起。熱情是城市之血，軒昂是城市之骨。難得它，巴黎，氣血飽滿，骨肉勻停。
它悠閑，但它努力，因此悠閑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閑散而長期無所作為，連外來遊人也跟著它們困倦起來；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亞洲的城市則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隻有在暮秋的靜晤中才能展現的韻味。巴黎正好，又閑又忙，不閑不忙。在這樣的城市裏多住一陣，連生命也會變得自在起來。
2
巴黎的種種優點，得力於它最根本的一個優點，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財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審美氣氛的聚合。
唯聚合，能使它開通、高邁；唯聚合，能使它輻射、發散。但與世界上別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巴黎更看重聚散過程中的選取和沉積，最終沉積成人文意義上的自得和固執，成為下一輪聚散的起點。
法國人，從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到一般市民，都喜歡熱鬧，喜歡顯示，喜歡交匯，喜歡交匯時神采飛揚的前呼後擁，喜歡交匯後長留記憶的凝固和雕鑄。結果，不管在哪兒發了橫財，立了功業，得了名聲，都想到巴黎來展現一下，最好是擠到塞納河邊。
擠到塞納河邊，一是因為環境好，有景致、有格調；二是因為視角多，便於瞻仰和傳揚，包括在塞納河的遊艇上一一指認、靜靜觀賞；三是因為底子厚，已經有那麽多巨人名跡蹲在那裏，誰能擠進去就能與他們平起平坐、隔代對話。
這情景，我覺得是法國貴族沙龍的擴大。當年朗貝爾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龍，便是一種雅人高士爭相躋入的聚會，既有格調享受，又有名位效應，又有高層對話。馬車鈴聲一次次響起，一個個連我們都會一見臉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從淒風苦雨中推門而入。女主人美麗而聰明，輕輕撿起貴族世家的舊柴禾，去加添法蘭西文明的新溫度。
塞納河畔的沙龍沒有這般溫馨，而是一種體量龐大的奇跡般凝凍。聖母院、盧浮宮、協和廣場、埃菲爾鐵塔都是這個沙龍的參加者，因而連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靈包括那個最愛出風頭的路易十四也沒有資格充當主持人。正當巴黎人心中有譜口中難言之際，從遙遠的海島傳來一個聲音：
我願躺在塞納河邊，躺在我如此愛過的法蘭西人民中間……
柔情萬種的巴黎人哪裏受得住這種呼喊？他們千方百計地把呼喊者遺體從海島運回塞納河邊，而他一旦住下，這個大沙龍不會再有第二個主人。
3
既然已經擠成了國際景觀，巴黎人一邊自豪一邊也挑剔起來，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當年埃菲爾鐵塔剛剛建造，莫泊桑、大仲馬等一批作家帶頭怒吼，領著市民簽名反對，說這個高高的鐵家夥是在給巴黎毀容。這相當於沙龍聚會的參加者受不住新擠進來一個高瘦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會講究格調和諧，當埃菲爾鐵塔還沒有被巴黎習慣的時候，無論在造型還是在材質上都顯得莽撞和陌生。後來也佩服它偏賴著不走，簡直有一點中國青皮的韌性，一會兒說是世界博覽會要請它做標誌，一會兒說是戰爭需要它發射電波，磨來磨去找借口，時間一長竟被巴黎人看順眼了。
它剛順眼又來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藝術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這分明是一座還沒有完工的化工廠，就這麽露筋裸骨地站著啦？從此哪裏還會有巴黎的端莊！
接下來的是盧浮宮前貝聿銘先生設計的玻璃金字塔，當時竟有那麽多報刊斷言，如果收留了這個既難看又好笑的怪物，將是盧浮宮的羞辱、巴黎的災難。
那麽多巴黎人，全都自發地成了塞納河畔這場聚會的遴選委員會成員，其情感強烈程度，甚至超過政黨選舉。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對此，我們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們在盧浮宮背麵的地鐵站入口處拍攝，因為今年是巴黎地鐵的百年紀念，正好做一個節目。兩位文質彬彬的先生，站在不遠不近的地方一直看著我們，最後終於走過來，問清了我們的國籍，然後誠懇地說：“我們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懇求你們，不要再拍什麽地鐵了，應該讓中國觀眾欣賞一個古典的巴黎。”
我們笑著說：“地鐵也已經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歲大壽。”
他們說：“中國應該知道一百年是一個小數字，巴黎也知道。”
這時，我們請的一位當地翻譯走了過來，告訴我們，巴黎有很多這樣的市民，愛巴黎愛得沒了邊，有機會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個市長，就怕外來人看錯了巴黎，說歪了巴黎。
我覺得這樣的人太可愛又太多事，是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便通過這位翻譯與他們胡聊起來。我說：“你們所說的古典我們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說中最讓人神往的一個秘密角落。”
這下他們來勁了，問：“巴黎聖母院？”
我笑了，說：“這怎麽會漏？第一天就去拍攝了。我說的是，巴黎的下水道。那麽多驚險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腳下暗暗進行，真有味道。”
他們說：“其實隻要辦一點手續，也能拍，下水道的口子就在塞納河的沿邊，很大。”
我說：“現在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下水道的設計師，據說他們早就預見到巴黎地下會有一個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間。一百年前，建造地鐵的勘探師們一到地下便感佩萬分。”
他們有點奇怪：“你們中國人連這也知道？”
我說：“這將是我們今天拍的片子的開場白。”
這麽一來他們當然也不勸阻我們了。
我想這就是我們一路見到的各種癡迷者中的一種。迷狗、迷貓、迷手表、迷郵票、迷鑰匙掛件、迷老式照相機，他們兩位迷得大一點，迷巴黎。
但是他們沒有走火入魔，一旦溝通便立即放鬆，這曆來是巴黎人的優點，所以塞納河畔的聚會兼收並蓄，絕不偏執。那些對埃菲爾鐵塔、蓬皮杜藝術中心、貝聿銘金字塔曾經竭力抵拒過的市民，在嘲諷對象的時候也沒有失去自嘲能力。他們不像我們常見的那些批評家，批評言論越激烈越不敢正麵接觸批評對象，而是坦誠得多，越是不習慣越是要去多看，終於在某一天黃昏，他們暗自笑了，不再嘲諷對象而開始嘲諷自己。
因此不妨說，真正在塞納河畔聚會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體心理。
4
這種聚會也有毛病。
在塞納河畔，聚會得最緊密的地方，大概要數盧浮宮博物館了吧，我已去過多次，每次總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保管也許是好事，對展現則未必；對觀眾也許是好事，對作品則未必；對幾件罕世珍品也許是好事，對其他作品則未必。
這雖然是說博物館，卻有廣泛的象征意義，不妨多說幾句。
盧浮宮有展品四十萬件，色色都是精品傑作，否則進不了這個世界頂級博物館的高門檻。但是，各國遊客中的大多數，到這裏主要是看三個女人：維納斯、蒙娜麗莎、勝利女神。宮內很多路口，也專為她們標明了所在方位，以免萬裏而來，眼花繚亂，未見主角。
這並不錯，卻對四十萬件其他傑作產生很大的不公平。維納斯站在一條長廊深處，一排排其他傑作幾乎成了她的儀仗；蒙娜麗莎在一個展室裏貼壁而笑，有透明罩蓋衛護，又站著警衛，室內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傑作，也都上得了美術史，此刻也都收編為她的警衛。
像維納斯、蒙娜麗莎這樣的作品確實有一種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圍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圍的那些作品，如果單獨出現在某個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圍轉沉吟，流連忘返，但擠到了這兒，即便再細心的參觀者也隻能在離開前匆匆投注一個禮貌而抱歉的目光。
勝利女神的殘雕也算是備受尊崇了，雄踞在一個樓梯的平台上，但從她所展現的衝天氣勢，這個地方仍然太小。可見，連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藝術家已死，他們的作品還活著，而且活到了盧浮宮，這是他們的成功，但他們無法想像，那麽多傑作活在一起，相當於幾千年來無數個曆史名人全都活著，擠在一個屋頂下爭奇鬥豔、唇槍舌劍，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得不償失。當年世界各地兵荒馬亂，由一些大型博物館來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這事又與戰爭的目的、國家的強弱連在一起，例如拿破侖打到意大利後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這又成了一件壞事。時至今日，這些好事和壞事都失去了依據。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早已過時的權力象征？
記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為了參觀據說是全城最珍貴的文物，我們轉彎抹角地辛苦尋找，最後見到了，才發現是三流作品。為什麽不讓這些城市重新擁有幾件現在被征集到國家博物館裏的一些真正傑作呢？當那些傑作離開了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靈魂，傑作也失去了空間，兩敗俱傷。這事在我們中國也值得注意，與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讓中華大地處處都有東西可看，而不是隻在某個大型博物館裏看得頭昏目眩、腰痰背疼。
文物是如此，別的也是如此。超大規模的高濃度聚集，一般總是弊多利少，不宜輕試。
5
盧浮宮已經如此讓人無奈，其實它隻是塞納河畔的一個建築而已，跨出門來，麵對的是更大規模的聚會。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該如何消受？
即便聚會到這種程度，也還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熱鬧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紀。
凡爾賽宮竣工於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宮遷到凡爾賽宮後，盧浮宮的建造工程也隨即停止，也就是說，這兩個宮苑都屬於十七世紀。後來拿破侖下令擴建盧浮宮，則是十九世紀的事了。
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都建於十九世紀。協和廣場倒是與十八世紀有關，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紀，尤其是作為廣場主要標誌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從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十四世紀就造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紀，一次是十九世紀，都避過了十八世紀。
於是，我們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於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紀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紀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十八世紀的衝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侖，也留下了種種遺跡。結果，難於尋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轟鳴聲早已遠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啟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製王權下沉默的理性力量開始釋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終於，等來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係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麵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曆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眾，於是隨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曆更險的風浪。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性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蒙昧、迷信，真可謂振聾發聵，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辨，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製訂。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溫。
體溫無形無質，卻複蘇了一個時代；體溫無法在塞納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裏流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態。
這也可以說，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精神。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內旅行時的目標，整整十五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溫，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曆史遠處的餘溫。
這裏所說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體溫已經迢迢萬裏通達中國，它又怎麽在乎在塞納河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群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旅人心裏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