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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大的抒情主題，不是愛，不是死，而是懷古之情、興亡之歎。這個特征，不僅表現在作品的數量上，更是顫動於每位作者的思維習慣、尋訪敏感和表述模式間。某個地方，如果曾經留下過王侯鍾鼎、將軍營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卻隻剩頹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國文人一旦知道大多會找去，而且產生著魔般的感動。這種感動常常連心理程序、憑借詞匯也完全相同，可見是一種集體症候。
懷古之情、興亡之歎表明，中國文人在整體上傾向於曆史體驗，既迷醉於感同身受的曆史幻想，又迷醉於匹夫有責的曆史責任，隻可惜曆史太長，步子太慢，循環太多，經常同義反複，不能不滿心徒歎無奈，滿嘴陳詞濫調。
歐洲的曆史演進方式與中國很不一樣，慢步循環的圓圈不多，同義反複的機會不大，因此雖然也有懷古之作，卻未曾形成表述模式、集體症候。
見到羅馬城裏頹然挺立的千年建築，尤其是見到市中心古羅馬廣場區的廢墟，我原以為早已抹去的興亡感慨勃然冒出。心裏明白身在歐洲而重蹈青衫書劍式的吟詠老套很不合時宜，幾次丟開卻未能如願，隻得靜下心來想想為什麽羅馬比歐洲其他城市更能讓一個中國人產生興亡感慨。
世間有些廢墟很壯觀，但我對它們以前的功業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親切，但主人與王朝的興亡關係不大。惟有在羅馬，是廢墟而直通曆史主脈，是帝王而早就為大家熟知，於是一階一柱都會激發出深遠而浩大的歎息。
但是我又相信，產生於羅馬的興亡感慨不會重蹈中國文人的吟詠老套，不會終結於白發漁樵、廢殿碧苔、老月青山。其原因，在距離，在空間，在對象的轉換和我們本身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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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一見到元老院的廢墟，我就想起愷撒——他在這裏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講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後傷痕累累地倒在龐培塑像麵前。
我低頭細看腳下，猜測他流血倒下的地方。這地方一定很小，一個倒下的男人的軀體，再也不可能偉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當他未倒之時，實在是氣吞萬裏，不僅統治現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而且波及德國萊茵河流域和英國南部。他還為追殺政敵龐培趕到埃及，與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後又橫掃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縱開闔，實在無可限量。強大生命對於空間的揮灑，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縱的結果隻能是收斂，揮灑的結果隻能是服從。就連愷撒，也不能例外。當他以死亡完成最徹底的收斂和服從之後，他的繼承者、養子屋大維又來了一次大放縱、大揮灑，羅馬帝國橫跨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當作了內湖。
我有幸幾乎走遍了愷撒和屋大維的龐大羅馬帝國屬地，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那裏，經常可以看到早已殘損的古羅馬遺跡，一看就氣勢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還足以睥睨周圍一切其他建築。我相信，當茫茫大地還處於蒙昧和野蠻階段的時候，羅馬的征服，雖然也總是以殘酷為先導，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總是一次次對羅馬進行重新解讀。一種潔淨的象牙白那麽自信地隨著鐵蹄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絡撒遍如此遼闊的空間，等鐵蹄和大道早已成為遺跡，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著，於是它也就牢牢地占據了時間。
一切偉大從外麵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裏麵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一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一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麽樣的智慧濃度。羅馬的智慧濃度集中體現在它的法製精神上，因此當我看到埃米利亞會堂遺跡又站住了。這座建築的功用考古學家們曆來都有爭論，有的說是法庭，有的說是商業會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為古羅馬的法製精神需要有一些像樣的遺物讓人紀念。
說起來古希臘也有不錯的法律觀念，可惜羼進了太多倫理學和美學的成分，不純粹了。羅馬法力圖按照最簡單、最樸素的自然法則來協調人間事務，劃出明確的戒律，建立正義的基礎。當然由於奴隸主特權的膨脹，羅馬每天發生的殘暴事件也駭人聽聞，使得這種法製精神帶有很大的褊狹性或理想性，但即便這樣，從羅馬曆代帝王到大批開創性的法學大師，出於帝國大統和社會有序的目的，為法製建設做出了極廣泛的貢獻。尤其是立足古典人本思想而建立的私法幾大體係，簡直可以跳過中世紀直接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用。甚至直到今天，可說全世界每個法庭的訴訟現場，都或多或少地反射著古代羅馬的經典幽光。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使它的氣勢也沁水籠霧，千年不燥。你看那個縱橫萬裏的愷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盧戰記》，其中七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二十世紀人們讀到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愷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像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曆親為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的風範，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偉大的史實一旦被樸素敘述本已大氣磅礴，更何況添加這番迷人的流暢和優雅！我認為，歐洲最優秀散文背後隱藏的騎士風度實由愷撒的散文演變過來。與人們平常誤會的相反，起源於“統帥文學”的這一支脈，並不表現為誇張、豪邁和狂躁。偉業既已鑄就，功臣就是本人，筆端必然是舉重若輕，恬淡安詳。
這便是羅馬的韻味。
羅馬的韻味傾倒過無數遠遠近近的後代。例如莎士比亞就寫了《尤利烏斯·愷撒》、《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等曆史劇，把古羅馬黃金時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畫，令人難忘。尤其是後一部，幾乎寫出了天地間最有空間跨度、最具曆史重量的愛情悲劇，冰冷的鐵血功罪拌入了荒誕的豔麗人性，連廢墟都具有了永久的生命質感。
既然提到了安東尼，那麽我要說，這位在舞台上見過多次的癡情將軍，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對西塞羅太殘忍了。西塞羅是他的政敵，發表過不少反對他的演講，自己也有過殘忍的主張，後來遭逮捕並被殺害，這算是政治恩怨，我們可以擱置不論；但西塞羅畢竟是古羅馬最優秀的散文家，他把古希臘各位散文大師的精粹匯聚於自己行雲流水般的文筆之間，安東尼怎忍心，割了他的頭顱帶回家欣賞，然後又長久懸掛在他平日演講的場所，讓眾人參觀。正因為這個舉動，我對安東尼後來失去愛情、失去朋友、失去戰爭而不得不自刎的結局，沒有太多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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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國家曆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
尼祿（Ne
o Cla
dius Caesa
）這個名字，我早有關注，但一到羅馬就被一種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這個名字破壞掉，因此一直避諱著。今天去鬥獸場，聽說前麵就是尼祿“金宮”遺址，心想終於沒有避開。
我以前關注他，與講課有關。我講授的《觀眾心理學》裏有一個艱深的課題：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裏看悲劇卻感動得流淚不止，這是為什麽？人們很容易猜測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為軌跡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這個課題關及人類深層心理結構的探索，我的曆屆學生都不會忘記。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的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當然這種殺戮與宮闈陰謀有關，例如他的母親確實也不是什麽好東西，我們且不去細論；讓我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大半燒掉，這個皇帝居然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製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殘忍得讓人不知如何轉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作“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裂。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親自登台表演。甚至，當他發現羅馬人對他的表演不夠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時間在希臘從事專業演出！這個現象，真要讓我們對藝術文化與人品人格的對應關係打上大大的問號。
我注意到，歐洲史學界早就有人發現了尼祿身上的某些積極麵，也有學者試圖尋找他種種惡行怪狀的遺傳學原因和後天教育原因。我感興趣的問題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祿的出現對於羅馬是必然的嗎？他的來去對於羅馬的曆史命運，沒有多大影響還是正恰相反？
如果說，一個國家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格災難，那麽，尼祿十餘年的統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燒的大火，對羅馬的損害非常嚴重。人們由此產生的對於羅馬的幻滅感、碎裂感、虛假感，無異於局部的國破家亡。驚人的光輝和驚人的無恥同根而生，濃烈的芬芳和濃烈的惡臭相鄰而居，尼祿使羅馬有了自己的陰影，從而變得更加立體，更加質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祿消化了羅馬，而是羅馬消化了尼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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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公元四七六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當代瑞士出生的劇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羅慕洛斯大帝》，可謂精彩紛呈。幾年前曾有一些記者要我評點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劇作，我點了它。
迪倫馬特把這個劇作稱之為“非曆史的曆史劇”，說明劇情與曆史事實相去甚遠，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卻寫出了羅馬帝國覆亡的必然性，並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倫馬特筆下，羅慕洛斯麵對日爾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悠然養雞。他容忍大臣們裹卷國庫財物逃奔，容忍無恥之徒誘騙自己家人，簡直沒有半點人格力量，令人生厭。但越看到後來越明白，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曆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曆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曆史，而且讓自己的生活形態和人格結構一起敗亡。他之所以堅守王位，就是怕別人按照一般邏輯來挽狂瀾於既倒。他太了解羅馬，知道一切均已無救。拚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但是，作為戰勝者的日耳曼國王更有苦衷。他來攻打羅馬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他沒有兒子，按傳統規矩隻能讓侄子接班，但這個侄子是一個年輕的野心家和偽君子。國王既已看穿又別無良策，隻能靠攻打羅馬來投靠羅慕洛斯，看看有沒有另一種傳位的辦法。
於是，羅馬必敗無疑，日耳曼必勝無疑，但在這兩重必然性背後卻另有相反的文章。敗亡者因知道必敗而成了世界的審判者，勝利者因別有原因而渾身無奈。由此聯想到人類曆史上的多少勝敗，掩蓋了大量深刻的內涵。
我認為這是最高層次的喜劇，也是最高層次的曆史劇。
跳開藝術，回到真實，我又低頭俯視腳下。
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的市中心十分淒涼。
本來市中心的羅馬市場是與自由政體一起繁榮的，奧古斯都獨裁時期曾一度衰落，後因羅馬帝國征戰所占領的土地越來越大，財富超常匯集，羅馬市場重新熱鬧。羅馬帝國一滅亡，這裏立即荒涼，不久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個徹底的廢墟，隻有野草冷月與斷柱殘石相伴，除了遺忘還是遺忘。
文藝複興時大家對希臘、羅馬又產生興趣，但對希臘、羅馬的實址又不以為然，當時還沒有實證意識和緬懷心緒。文藝複興需要興建各種建築，缺少建築材料，這裏堆積著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於是一次次搬運和挖掘，沒有倒塌的建築則為了取材而拆毀。其實這裏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時，把牛羊趕一趕，挖完，再讓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發掘，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
難得這片廢墟，經曆如此磨難，至今還豪氣奪人、威勢猶在。
可見，在一千多年與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語中，它們沒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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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羅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隻不過象牙白已經蒼老，不再純淨，斑斑駁駁地透露著自己嚇人的輩分。後代的新建築當然不少，卻都恭恭敬敬地退過一邊，努力在體態上與前輩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們筋骨強健，但它們卻把全部尊榮讓給了年歲。結果在靜寂無聲間對峙出一種讓人不敢小覷的傳代強勢，這便是今日羅馬的氣氛。
就在寫這篇筆記的三小時前，傍晚時分，我坐在一個長滿亭亭羅馬鬆的緩坡上俯瞰全城。應該是掌燈時分了，但羅馬城燈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尋找原因，左邊走來一位散步的長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體氣度上勝過男性，羅馬男人在總體上比羅馬女人更有風範，尤其是頭發灰白卻尚未衰老的男人，簡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歡他們無遮無攔的熱情，連與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與這位長者聊上了，我立即問他，羅馬夜間，為什麽不能稍稍明亮一點？
“先生平常住在哪個城市？”他問。
“上海。”我說。
他一聽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問題的由來。他說：“哈，我剛去過。上海這些年的變化之大，舉世少有，但是……”他略略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出來：“不要太美國。”
細問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築的風格和夜間燈光，那麽，也算回答了我的問題。
他把頭轉向燈光黯淡的羅馬，說：“一座城市既然有了曆史的光輝，就不必再用燈光來製造明亮。”
我並不完全同意，但心裏也承認這種說法非常大氣。不幸的是，正是這種說法，消解了他剛剛對美國和上海的批評，變成了自相矛盾。因為在羅馬麵前，美國和上海都沒有曆史，它們不能懷抱著幾千年的安詳，在黑暗中入夢，必須點亮燈光，夜以繼日地書寫今天的曆史。
說上海沒有曆史我又於心不甘，腦中浮現出外灘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歐洲文明登陸華夏的百年印記，由於兩種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匯，另有一番戲劇性的歡悅和悲哀。那個年代意大利已經不是擦撞和交匯的先鋒，盡管它早早地派出過馬可·波羅和利瑪竇。作為擦撞先鋒的英國、法國，以及跟隨其後的美國、德國，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還是離不開羅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舊又經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來車拉船裝，鑲到了太平洋西岸，鑲到了上海。與它對峙的東方色彩滿地都是，但要論定足以與羅馬大致對等的源頭，好像應該是昔日的長安。
這麽說來，上海是兩部悠久曆史的擦撞處。擦撞遲早會發生，擦撞於何時何地卻有點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構成一截短短的曆史，盡管與兩個擦撞主體所理解的曆史相比，那隻是煙光一閃。十年前我發現人們過於鄙視上海這個擦撞處，甚至連當地人也產生了自卑，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曆史，寫了一點文章。怎料幾年下來一看，對那截曆史的沉湎似乎已經不淺。沉湎於紛飛戰火夾縫間的零星時日，沉湎於貧困大地邊緣那一層薄薄的象牙白，越說越玄地把這一點時日誇張成一個重要年代，把這一個薄層誇張成一個獨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貴的情調、幽怨的靈魂在那裏旋轉。其實當一些西方流浪者和東方逃難者相遇在江邊海灘總會有一些故事，卻也不會有多少可供長期挖掘的潛藏。幸好上海人多數不作這種沉湎，他們這些年來評價最高的新建築是上海博物館，那裏展出的文物橫貫數千年，完全不受這座城市的局限。這些上海人如果到羅馬一看更會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遺留究竟處於什麽地位。歐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費好幾百年，上海其實是投入了一場延續百年的興建工程，重頭土木完成在最近幾年。上海人如果沒有這樣的時間認知，以後還怎麽到西安去，到羅馬來？
那麽，羅馬的象牙白已經變成了一種古老的啟示、無聲的告誡。一個悠久的文明之邦總有太多的細微末節值得摩挲，但不能在這種摩挲中喪失整體氣韻。整體氣韻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承載，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災禍，而是地域性的興奮和時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難複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