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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龐貝古城廢墟，已經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兩次都深感勞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卻累過跋山涉水，居然。
開始還不大在意，後來，當腿腳越來越沉重的時候停步尋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這裏找過。豈止這裏，舉頭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圖像，一顛一顛地晃動在前年和今年的陽光下。
想來想去，惟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廢墟，也不是累在死亡。龐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發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來，即便從來沒有遇到過火山爆發的城市也都變成了廢墟，因此很難再讓我們勞於愁思、累於感慨。
但是，有一種震撼卻穿過一千九百多年的時間直接抵達我們身上，而且顯然還會震撼下去，那就是人類群體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集體死亡、霎時毀滅。
日常生活中的單個死亡、漸次毀滅各有具體原因，而龐見則幹淨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體原因。不管這個人是否心髒有病，那幢樓是否早有裂縫，也不管這家浴室主人與鄰居有百年世仇，那兩支競技隊的彼此積憤已千鈞一發，全部一筆勾銷，而且永遠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無病無縫無仇無憤地納入死亡和毀滅的大網，不得逃遁。因此，走在龐貝廢墟間，每一步都牽連著最純粹的死亡和毀滅，不再羼雜，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僥幸。任何遊客既是旁觀者又不是旁觀者，都在暗暗設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發生，例如地震、海嘯和我這次出發前剛去過的日本廣島當年突然遭受***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作毀滅前後的直接對比。龐貝的毀滅獨獨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麵包房裏的種種器皿、妓院裏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秘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博爾赫斯有詩寫道：
那是個幻象
人類對黑暗的共同恐懼
把它強加在空間之上
它突然停止
當我們覺察到它的虛假
就像一個夢的破滅
破滅在夢者明白自己在做夢的時刻
博爾赫斯並不是在寫龐貝，他隻是在寫黑暗突臨的黃昏，對比於剛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時是破夢時刻。
正是對這一切的體驗和思索，使我們勞累。
2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觀眾；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眾。這兩個劇場和一座神廟組成一個結構緊湊的建築群，外麵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綠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隻以為劇場裏正在演戲，觀眾都進去了。
在歐洲戲劇史上，我對羅馬的戲劇評價不高，平素在課堂上總以羅馬戲劇來反襯希臘戲劇，以說明一種偉大藝術衰落之後所產生的諸多特征。但是站在龐貝的劇場，我就不忍心這樣想了。他們當時在這裏演的，有塞內加的羅馬悲劇，也有米南德的希臘喜劇；有很世俗的鬧劇、啞劇、歌舞劇，也有一些高雅詩人戴著麵具朗誦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裏沒有演出。
災難發生的時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時代，夜間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麽如果災難來得晚一點，這兒可能出現台上台下混成一體的真正大悲劇。從大劇場觀眾席上支撐遮陽大篷的柱樁遺跡看，坐在這裏看戲的觀眾會比街上的市民晚一點發現雲色的變化、灰潮的飛瀉，因此也就遲一步感知災禍的將臨。但一旦發現和感知，狀況將更加淒慘。
那麽，這兒也許有點象征意義？藝術文化無力抗拒災難，卻能讓人們獲得暫時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後立即驚醒，撕肝裂膽。藝術也好，文化也好，有時為了完整呈現不得不暫時與街道隔開，但是能隔開多遠多久呢？我不知道龐貝城裏當年有沒有幾個自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孤獨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徹底地同流合汙，誰也找不出他們來了。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裏見到可認定為觀眾的大批“人形模殼”。什麽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紮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注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裏（G.Fio
elli）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我所看到的這種人體遺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掙紮，隻有極少數靠壁站著。在這樣的災難中居然能站著死亡，讓人頓生敬意。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隻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因此，龐貝廢墟中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著人類如何異化為勞動對象，然後以身作則。
記得馬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裏見過一具挺立著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士兵，在城門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沒有見到這位士兵的人體模型，算起來馬克·吐溫來的時候龐貝古城隻開挖了一小半，費奧萊裏為模殼注石膏漿的方法還沒有發明，因此他見到的應該是一具骨骼。
馬克·吐溫除了感動之外也有生氣的時候。龐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車轍，他走路時把腳陷進去了，絆了一下。他由此發火，斷言這路已經很久沒有整修了，責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門，這個推斷使他見到死亡者的遺骨也不悲傷了，因為任何一個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員。
我覺得馬克·吐溫的這種推斷過於魯莽。石材路一般都不會因為有了車轍就立即更換，有經驗的駕車人也不會害怕這些車轍。從龐貝古城的道路整體狀況看，有關管理人員還算盡職。馬克·吐溫把自己偶然陷腳的原因推給他們，又無限上綱，直到連他們慘死了也不原諒，過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應該超越最起碼的人道界限。
比馬克·吐溫更為過分的指責，出自一大批虛偽的道德學家，我們在各種介紹龐貝的文章書籍中常常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未必來過這裏，憑著道聽途說，想像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爛，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奢侈糜爛的證據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宮畫。其實在我看來，這裏呈現的是古羅馬城市的尋常生態，沒有任何需要被懲罰的理由，隻不過後人見到的其他廢墟裏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號，一在這裏見到就大驚小怪了。平心而論，龐貝在整體上還顯得比較收斂，反襯著後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場撐大，隨之又撐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達這裏，他在當天的筆記裏寫道：
龐貝又小又窄，出乎參觀者的意料之外。街道雖然很直，邊上也有人行道，不過都很狹窄。房屋矮小而且沒有窗戶，房間僅靠開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門採光。一些公共建築物、城門口的長凳、神廟，以及附近的一座別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築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這些房間、通道和走廊，全都裝飾著圖畫，望之賞心悅目。牆上都是壁畫，畫得很細膩，可惜多已毀損。
《意大利之行》
歌德的這種感覺我們也有，但這裏包含著某種錯覺。我們平時去看正在建築中的樓房地基時也會驚訝每個房間為什麽如此之小，其實這是因為室內空間尚未形成和裝飾，一個個房間隻以有限的地基麵積對比在無垠的天地之間，隻能顯得狹窄。龐貝廢墟的多數民房遺跡也成了這種開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這番驚訝。後來他進入了那些比較完整、又有器物裝飾的房間後感覺就不同了，說：“龐貝的屋子和房間看似狹窄，卻仿佛又很寬廣。”
法國史學家泰納（Tai
e）比歌德早來二十多年，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生活享受遠不如我們現在這樣舒適多樣，這樣多彩多姿。”從時間上說，幾乎所有斷言龐貝城因奢侈糜爛而受到上帝懲罰的道德評論家們都是在泰納之後，甚至在歌德之後才來的，他們沒有心思去閱讀泰納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來，龐貝城也有奢侈糜爛，但在整個城市如此慘烈地毀滅之後，居然會有那麽多評論家說它隻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實在有點不道德，盡管他們也算是道德評論家。他們不敢像泰納那樣承認，自己的生活其實要比龐貝人舒適得多。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者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麽。他們當然絕對不會去救助別人，因為別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懲罰，於是他們就趁火打劫、謀財害命，來幫助完成那種處罰。事後，他們萬一幸存，又會滔滔不絕地成了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學家。
3
龐貝城災難降臨之時，倒是處處閃爍著人性之光。除了馬克·吐溫提到的那位城門衛士之外，除了很多人體遺形表現出的保護兒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
ius Secu
dus）。
稱他老普林尼，是因為還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
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後來又收為養子。這位小普林尼是羅馬帝國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羅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書信，這種傳統是由西塞羅（Ma
cus Tullius Cice
o）發端的，小普林尼承襲這一傳統，成了寫漂亮書信的高手。我在幾年前曾讀到過中國學者朱龍華教授寫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對朱教授細致分析的從西塞羅到小普林尼的文學表達方法很感興趣，後來就在小普林尼的書信中發現了他向一位曆史學家講述龐貝災難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犧牲的過程。這是人類從這場災難中惟一接收到的一個現場幸存者的完整敘述，何況他正巧是個散文家，其珍貴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又是當時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員，龐貝災難發生時他擔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稱地中海艦隊司令）。真不知道他長達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餘卷的著作是怎麽抽空完成的。
據小普林尼信中記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聽說天空出現了一片奇怪的雲，便穿上靴子登高觀察，看了一會兒便以科學家的敏感斷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備船朝怪雲的方向駛去，以便就近觀察。
但剛要出門，就收到了維蘇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當機立斷放棄科學觀察，命令所有的船隻都趕到災區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馬當先。燙人的火山灰、燃燒過的碎石越來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領航員建議回去，老普林尼卻說：“勇敢的人會有好運。”他命令再去救人。作為艦隊司令，他主要營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邊的人。他抱著瑟瑟發抖的朋友們，不斷安慰，為了讓他們鎮靜下來，自己滿麵笑容，洗澡、吃飯，把維蘇威火山的爆發解釋為由爐火引起的火災。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別人擔心他被埋沒，把他叫醒。最後，他號召大家去海灘，因為那裏隨時可以坐船逃離，但到了海灘一看，火山爆發引起大海發狂，根本無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灘上，頭上縛著枕頭，以免被碎石傷害。但是，火焰越來越大，硫磺味越來越濃，人們開始慌亂奔逃，卻不知逃到哪裏去。就在這時，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濃煙窒息而死，終年五十六歲。
因此，龐貝災難的犧牲者，不僅僅是普通市民，至少還有一位，歐洲古代最博學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歲，竟然僥幸逃出來了。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後寫的，那時他已經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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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位因窒息而閉眼的老普林尼深深關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歐洲較早地眯眼遠望，看到了中國。
我沒有讀過他的《自然史》，據朱龍華教授在《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經寫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也”。他當時把中國人叫成“賽裏斯人”。
他說這句話的時間是那麽早，比馬可·波羅來華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來華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過什麽途徑知道中國人的這些特點的呢？大概是幾度轉說，被他打聽到了。作為一個科學家，他會篩選和分析，最後竟然篩選出了“舉止溫厚”這個概念，把儒家學說的基本特征和農耕文明的不事遠征，都包括在裏邊了。
他寫《自然史》的時代，在中國，王充在寫《論衡》，班固在寫《漢書》。龐貝災難發生的那一年，班固參加了諸儒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的會議，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義》。這也就是說，中華民族雖然已經擁有了先秦諸子以及屈原、司馬遷，此時還正在構建自己更係統的精神基座。
“舉止溫厚”的王充、班固他們不知道，在非常遙遠的西方，有人投來關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經在轟隆轟隆的大災難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龐貝。
